挣扎的办公室岁月

大学毕业后，在90年代初的一个夏末，我进了一家省级企业单位工作。在华林路附近一大串省级单位中，我们单位很不起眼，但是却是还保留计划经济的“计划”的部门。用后来几年我在这个单位最常听到的话说，叫“吃天水”。也就是说，我们单位的5，60个人，都只要把上面调拨的商品再往下级调拨，就可以有每年好几千万的利润。我以为我的性格跟这样的一家老式国营企业格格不入，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我竟然在这家公司呆了整整宝贵的7年。这7年，是我年轻时最美好的时期，同样也是这家集团企业的鼎盛和全力扩张时期；许多美好的记忆，现在很难想象居然全部跟这样一家企业有如此不相般配，又完美结合的联系。

 

人事关系

报道后，我被人事部门领进我所在的业务部。我们的科长是一位30多的中年人；我先跟女的副科长跑业务。我很快就熟悉了这样一个办公的环境：跟那部《岁月》的连续剧一样的简单老旧的档案柜，面对面地办公桌，对面是一个快到更年期的老妇女，每天感激上天和共产党她能进入这样一个“吃天水”的单位；我呢，每天打开水，擦桌子，作出诚恳状听年级大的讲述革命辛苦史，偶尔接接电话；没事的时候，就翻翻报纸，逛到隔壁房间去听同事的一些新闻或绯闻，一直到下班。真正需要做的事很少，每月整理一下调拨的报表，大概不要20分钟。我很快意识到，这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打发每天的8个小时。

这8个小时，大部分同事用在聊天上。我很快就厌烦了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聊，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开始拒绝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当然，现在的我已经可以认识到，那是我的痛苦开始的第一步。不参加这样的聊天使我显得跟大家很格格不入，“假清高”，也很难进入他们的社交小圈圈里。而我，每一通电话，特别是女的打来的电话，每带一个朋友，特别是女的朋友，也渐渐成为他们闲聊的讨论对象。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大家也还不能像家里人一样的评点峰芝恋，显然象我这样一个跟他们不一样，又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大家的想象空间，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

人事关系这是件非常微妙的事；办公室里的人事更加微妙，特别是中国的办公室。有时候你的同事领导喜欢你，或是讨厌你，认为你是同类，或是异类，都是从一些非常微妙的小事开始的。这些，对于那个刚从大学里出来的我来说，实在是没有任何概念。在西方MBA里有很多关于“走道交谈”，“小便池边交谈”的课程，说得就是如何利用这些小谈话取得领导信任，同事尊重；可惜我明白这些都是在20年后；幸运的也是我在当时对这些一窍不通，不然我后来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西方的办公室政治也一样存在。有拍马屁的，有抢功劳的，有拉帮结派的；不过西方的办公室斗争的档次还是要高些，很少有人用隐私，各人生活上的不同作为攻击的对象；西方的办公室斗争也相对的透明些，很少有背后动刀子，两面三刀的假君子，一般还是真小人的多。如此，西方办公室里的斗争多是明刀旗鼓的，不象中国的隐晦微妙而又难解。

除了聊天，当时比较合法的活动只有看报纸。为了不再浪费我宝贵的青春的8小时，我定了一份英文报纸，大部分时间就花在那份英语报纸上了。这大概也被看作是故意显示学问的举动，使我更加的孤立。我慢慢发现，坐在对面更年期女人，女副科长，以及其他同事们等渐渐用眼角余光远远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举动她们都充满好奇和揣测。经常，我在电话里的悄悄话第二天会成为同事们探讨研究的共同话题。有时，我怀疑我不过是在一间有电话的监牢里。

不过，难捱的8小时的代价还是可观的。那时我的收入超过做了多年教师的父母好多倍，也很快在单位附近分到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除了这些，那时还经常像过年一样，每隔1，2天就会分发各种各样的东西。每到这时候，我都得到一个从办公室那个监牢里出去放放风的机会。有的时候是发冰冻的鱼啊肉的，要砸得比较均匀分成60多份；更多的时候，是鸡蛋，水果，食用油，什么都有。分这些的时候，大家提前下班，欢呼雀跃。

在我们生命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对一些东西感到匮乏。在那个大家生活还相对贫困的时代，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曾经会为这样一些鱼蛋肉油一类的东西欢呼雀跃过，就像后来大家也为BB机，摩托，手机欢呼雀跃过一样；也像现在大家为房子雀跃一样。我常想，虽然我们为之欢呼雀跃的东西在变，我们却没变，我们好像比以前更有钱，却没有比以前更富有。不过很快的，那种运着沉甸甸的东西回家的喜悦很快就没有了；我开始直接把这些东西运到朋友家或者朋友的朋友家。

前途

坦白的说，其实那些同事和领导们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是不知道基因里那一块的不同，使我们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界；我们虽然呼吸着一样的空气，坐在一间办公室，却用不同的频率思考，根本无法有任何共振。

在工作后的2-3年，我的科长对我这种状态很焦急，在几次出差跟我很诚恳地谈到这些问题。他指出，我的主要问题还是“不合群“。他希望我像公司里比我大不太多的余副总，胡科长，小叶学习，他们都比我“成熟”；跟大家搞好关系，不能耽误我的前途。前途，不需要科长的提醒，这两个字恐怕在那几年是我考虑得最多的2个字。但每次我都很难把自己的前途跟科长，处长联系起来。说实话，如果我50岁做了我们那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大好的前途。但那时的我也不知道我的前途在哪，但我知道我的兴趣不在什么官职，不在赚多少钱，我的兴趣在让人生过得丰富，在于摆脱平庸。而对于科长的好意，我只能闪烁回答。

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有对自己想法不自信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坚持的是不是对的，值不值得坚持；经常不知道是不是该坚持自己还是随大流；随大流总是轻松的而坚持自己总是困难重重。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那些还在办公室斗争中挣扎的人们，作一只孤独的丑小鸭确实不容易，但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孤单不一定是你的错；你们一定要坚持。

打架

公司的余副总，胡科，小叶，还有几个和我同龄的同事，他们当然关系很好。他们每天下班到第二天上班都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打麻将。如果我也那么热爱麻将，并不惜奉献自己的青春给麻将事业，我毫不怀疑我们关系也会很好。看我是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而且有时晚上回家，余总他们干脆把他们的麻将桌设在我的那间10平米的小房间里。那间房间，在一排危楼的最后一间，不管麻将到几点都不会有人投诉，也是我那时最主要的晚上活动的据点；虽然宿舍是公家的，却一直是我使用；他们利用职权在里面打麻将显然是对我的面对面的挑战。

那天晚上我近半夜的时候过去，麻将还仍在酣战中。我强压怒火，跟他们说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希望他们结束战斗，就又溜出去遛了一个小时。当我回来时，麻将正在最紧张处，胡科高高举起一颗麻将子拍在桌子上，眼睛发亮，大喝一声 “金将”！我用手一掀桌布，那颗金将就鼓溜溜滚到桌下了。胡科一怒之下，憋足了劲，一拳向我全力打来；我这边看的真切，一闪一躲，胡科一拳打空，整个人都滚到床下，床架塌了，砸翻了床下的一箱啤酒瓶，他整个人也跟着啤酒瓶一起翻到床底；我顺势几脚，胡科就跟那些啤酒瓶的玻璃渣滚在一处。那时夏天很热，胡科是赤膊麻将的，身上马上被玻璃渣划出道道血迹。

第二天一上班我毫无疑问的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好多人都在人事科那边看到胡科展示他满身的划伤，和他“津津有味”的回顾我是如何扯掉桌布和金将，以及在床下被暴打的事。这事使我跟他们一伙年轻的同事是更加的水火不容，日子也越发孤立。

异类

在公司里后来的几年里，我渐渐在社会上结识不少跟我情况差不多，也一样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惺惺相惜，也越发不再理会公司里的那些人了。一位哥们自己开电脑公司，几番相邀入伙，但还是放不下那个几乎不要怎么干活就高工资的工作，只是每天去他那边报道，有时也参与他们的事；另一位哥们考进厦大的第一届MBA，我也拼命苦读起马克思凯恩斯经济，97年也被厦大入取。在厦大，我认识了一大批跟我一样不肯屈服，不甘平庸的同学。有了他们的鼓励，我不再孤独。

有了生活目标我对那家公司以及公司里的流言蜚语不再有任何感觉，我行我素，无欲则刚。我发现了国营单位的一大好处，就是他们不太容易开除你。那几年我看过无数本书，从英语到经济到电脑；电脑钩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会骑自行车跨城去买几张小磁碟。上班的时候我经常神游天外，或者找个借口一遛几小时。不跟我打招呼的同事们，我也当他们透明。他们讨论什么，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科长，副科长显然对我这样无视纪律的行为十分痛心，也十分不满。

那些年，我申请过每个可以申请的跨国公司的工作；申请过每一个可以申请的国家，考过几乎每一场可以考的试。我在寻找任何可以离开这个“天水之地”的机会。

在电视连续剧《岁月》里，梁志远曾被调到调研室一呆几年，每日下象棋的情景给我非常熟悉的感觉。我和他一样，都无法被那个肮脏的环境接纳，也都不肯低头；而我和他对于当时情景的对应也不同；梁最后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你小人，我比你更小人，把自己变得圆滑老成；我选择了逃避，把自己屏蔽在流言蜚语之外，不管他们说什么都跟我无关，都在讨论一个不过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然后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挣扎逃出生天。我渐渐明白，我跟那些同事不同的，不是因为我的学位我的教育，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我对他们来说是异类。我不会甘心按照安排好的轨迹去生活，而他们除了感激“天水”和每天麻将外，不会再去使用大脑。

离职

1998年的一天，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到公司的人事科办理离职和注销户口的手续。那一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之一。我还清楚地记得人事科长惊讶的大嘴，满脸的牙齿，和几乎掉到桌子上的眼珠。我满心欢喜的听完他惋惜的对于“天水”的再次解释，以及好心的叫我保留职务的建议，坚决地叫他盖章辞职。我知道我花了7年的努力才能离开这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再回这个地方。7年，真得太长了。当时注销户口还要共青团盖章，省里管共青团的也是一位跟我很熟，年纪相仿的科长。记得他对我这种冒险去异国而放弃“天水”的行为也及其惋惜。

其实一个人的路还是都是自己走的，有的人的路一眼可以看到头。余总后来因为喝酒过多，没几年就肝癌死了；胡科也是年纪轻轻就暴病死了。我的科长，50岁上肝癌死了；女科长退休了；更年期后来没做成科长，内退了。科里跟我竞争的小叶现在做了作了科长 –那个位子本来肯定是我的。给我盖章的共青团科长，也是癌症死了。

而那些我在办公室挣扎岁月里认识的“难友们”，现在都小有成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虽然我对自己的现状仍然十分不满，仍然再次寻找突破的机会，但我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变化多端而丰富的人生经历。 我为这样的经历感到满意。

旧地重游

10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徘徊在当年我们公司的龙独大酒店下，突然觉得这条街道竟然是那么的窄小，那间曾经觉得好大的大酒店其实会是那么的矮小，酒店的大门破旧，没有一个客人。我还记得这大厦刚落成时我们公司的庆典；我还记得那时它光鲜豪华，门口车水马龙。

我也无心再上楼去看看当年的同事们。没有一个在这座大楼里的人值得我走到楼上，跟他或她打个招呼。说实话，我不知该用什么态度跟他们打招呼。这么多年，他们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知道他们过的每一天；这么多年，不知道我在他们的闲言碎语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但我无心探究也无心纠正。同事那么多年，我希望他们都还好，依然能有“天水”吃，过着我熟悉但不能忍受的生活；我用了7年时间，已经体验够了他们的一生，所以其实我对他们的生活不再关心。从那曾经熟悉但其实已经很陌生的尚宾路逛过湖东路，即没怨恨也没懊悔，我挥手告别了不堪的过去。